2022年长沙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 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2022年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
稳住项目建设“主战场”
华声在线全媒体记者 周韬 金慧
通讯员 徐艳艳
1月8日，长沙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兵分两路，马不停蹄，一天时间现场观摩14个长沙市重大项目，总结盘点2022年项目建设成果，为今年项目建设和发展积蓄动能。
2022年，长沙坚持项目为王、项目为大、项目为先，全年储备项目639个，预估总投资7800亿元;共铺排重大项目1766个，累计完成投资5116亿元;新引进“三类500强”项目80个，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285%，实现了全年储备、铺排、新引进项目“三量齐增”，稳住了项目建设的“主战场”，挺起了高质量发展的“硬脊梁”。
以久久为功之“劲”，构筑产业高地
2022年是项目建设加压奋进的一年，也是精彩纷呈的一年。
灰白色的外墙、干净整洁的环境，走进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偌大的生产车间鲜见操作人员，映入眼帘的全是智能化生产线。
“当年开工、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创造了项目建设的速度奇迹!”星邦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项目一期已建成达产，预计年新增产值100亿元，实现税收超5亿元。
“长沙速度”绝非个例：天创精工超精密加工制造基地项目从签约到开工1个月内完成，10个月实现竣工投产;楚天思优特从选址、设计、施工到最终交付，一座无尘洁净工厂拔地而起，只用了短短45天;岳麓山实验室集聚区项目实现主体封顶，工期提前半年……
追求高效，更要讲究高质。2022年长沙项目建设成绩可圈可点：博世汽车、三一集团18号工厂被认证为“世界灯塔工厂”;星邦智能国际智造城项目入选“全球工程机械50强”，长沙成为全球第二个拥有5家以上世界工程机械50强企业的城市;博大科工汽车轻量化精密零部件生产研发基地项目，成功突破卡脖子技术，引领行业前沿;申亿精密高端装备零部件智能制造工厂项目，成为国内首个集高端精密零部件技术攻关、设计生产和标准检验于一体的智慧化样板工厂……一个个重大项目成为长沙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长沙项目建设高效、高质推进，离不开全市上下抓项目的高度共识。各级领导干部靠前指挥、加强统筹、主动协调，各级部门强化政策指导、要素供给、服务保障。持续实施“一周一通报、一月一调度、一季一讲评、半年一考核、一年一观摩”，进行“新开工、未开工、新竣工、未复工、已复工问题清单”台账管理，建立重大项目建设投融资、征拆腾地、审批服务、招商落地等4个要素保障组，及时调度跟进项目建设情况，先后组织4轮集中开竣工活动、3次项目拉链活动，营造抓项目的浓厚氛围、形成促产业的强大合力。
项目兴则产业兴，产业兴则经济兴。2022年全市实施重大产业项目955个，累计完成投资3905亿元，涌现出一大批成长性好、层次水平高、创收能力强的好项目。
以水到渠成之“举”，拓展投资洼地
在长沙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的智能生产车间，一台台网络摄像机完成自动装配、测试、包装，日产量可达2万台。该项目负责人说：“项目建设进度非常快速高效，2个月落地，3个月建成投产，我们投资湖南有信心!”
一年前还是一片黄土，如今已是一排排厂房。德赛电池储能电芯项目2022年1月签约落户望城，当年签约、当年开工、当年完工。这并不是德赛集团第一次“牵手”望城。2019年,该公司首个智造产业园项目落户望城，成为成功投资的典范。
“时隔3年我们再次合作，当地政府为企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深圳市德赛电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其表示，公司计划将望城打造为全球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
这是企业持续投资的坚定信心，也是长沙招商的经典案例。
招商引资是项目建设的活力之源。2022年，长沙持续发起招商“四季攻势”，全年新引进重大项目200个，总投资2380亿元，项目个数和总投资都超过上年水平，其中，第三代半导体开福金霞产业园、万象生态教育智慧城、比亚迪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生产基地、楚天生物医药与生命科学产业链建设项目等投资超百亿的项目共6个，成为长沙经济发展与稳投资的“压舱石”。
长沙新引进“三类500强”企业项目80个，增长20.9%，总投资达860亿元。目前在长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已达180家，为全市产业加快发展蓄势赋能。
以营商环境之“优”，夯实发展福地
从第一次接触到项目签约，仅2个月;从厂房的第一根桩打下去到第一台设备入场，仅9个月……桑特液压集成阀块智造项目负责人张法林，十分认可长沙的营商环境。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2022年6月，长沙发布建设国际国内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提出要以营商环境之“优”，带动投资项目的“增”。
聚焦项目难题，长沙全力精准帮扶，推动项目极简审批。如湘江新区推行“一枚印章管审批”，望城经开区推行“建设承诺制”“拿地即开工”，长沙县要求项目审批实现在省级规定基础上平均提速50%……
长沙市领导及联点负责人一次次深入项目一线，现场调度帮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的难点和堵点。千名干部联千企，帮助企业解决各类问题1.2万余个，如宁乡经开区设立8个项目小分队解决项目建设难题，宁乡高新区实行“每周一早餐会”调度机制，解决项目困难……
大项目推动大发展。2022年，长沙项目数量持续攀升，预期效益可观。中伟新能源全面建成达产后产值将达500亿元，年税收超10亿元;九典制造高端制剂研发产业园项目全面投产后，年产值将达60亿元，亩产税收最高可达770万元;大陆集团中央电子工厂项目达产后预计年营业收入可达30亿元，创造就业岗位1000个;九芝堂国药健康产业园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0亿元、年税收2亿元……
自2019年提出“产业项目建设年”以来，长沙每年新春“第一会”都以项目建设“起手”、年底以项目观摩“收官”，为项目建设的熊熊之火添柴加薪，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东西问丨霍巍：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中新社成都1月17日电 题：为什么西藏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
——专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
中新社记者 贺劭清 岳依桐
中国西藏地区的文字出现于公元7世纪吐蕃王朝建立以后，此前漫长的时段无文献可据。由于传统藏学研究主要依赖汉、藏文献和极少量的吐蕃金石、简牍材料，无法解决考古学上关于西藏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的关键性问题。经过数代中国考古工作者接力，这些问题实现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科学考古证据显示，西藏的文化和文明始终和中国内地紧密联系，为何其文明轨迹始终向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霍巍日前就此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西方考古工作者在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有何建树与局限？中国对西藏地区的考古工作最早可追溯至何时？
霍巍：西藏考古可以说是一门国际显学，在西藏和平解放前，以“藏学家”身份进入西藏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可以说是西方学者的“专利”。其中代表人物是意大利人朱塞佩·杜齐，他在西藏佛教艺术研究、西藏西部的部分遗址考察方面做出了一定成绩，但总体而言，科学性不强，比较零散、不成系统，且大部分工作以地面采集、寻访为主。
虽然西方学者曾一度开启西藏考古之门，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西藏考古工作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才真正兴起。以著名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在西藏昌都卡若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卡若遗址为标志，西藏考古进入地下发掘阶段。
这个距今约5000年左右的遗址，第一次将西藏高原史前人类生存活动的科学证据揭露于世。原来早在新石器时代，西藏高原已有定居人群。他们用骨针缝纫衣物，会种植小米(粟)，制作陶器，甚至还会用动物骨头、陶器残片和远方输入的海贝制作精致的装饰品。考古工作者在获取大量科学材料的同时，提出了卡若遗址的先民与中原文化、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之间相互交流的问题。
西藏博物馆展出的西藏卡若遗址房屋遗迹复原微缩实景。来源：视觉中国中新社记者：西藏考古的话语权，如何从西方学者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霍巍：在各民族考古工作者不断努力下，中国在西藏考古学上关于人类早期文明最主要的三大关键性问题，即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这些过去西方学者很少涉猎、且缺乏科学考古材料的领域不断取得突破。西藏考古的话语权逐渐转移到中国学者手中。
举例来说，早期人类是什么时候踏上青藏高原这个问题，西方学者几乎无解。近几年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讲，距今5万年前左右，人类已经定居在青藏高原，开始了他们的文明创造。在5000年前左右，已经有了像卡若遗址这样的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人们在这片土地学会种植小米，随后引进了青稞。
即使是进入有文献记载的西藏历史时期，考古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改写、丰富着西藏历史。如我们在中尼边境吉隆发现的唐代官方使节王玄策所建《大唐天竺使出铭》石碑。这块石碑的发现是目前实证唐—吐蕃—天竺道路的唯一实物证据，比今天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要早出一百多年。
这项20世纪以来中印交通史、唐蕃交通史上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说明中国学者利用天时地利之便，在西藏考古领域不断取得新成果。目前中国考古工作者提出的关于象雄考古、吐蕃考古、高原丝绸之路考古、西藏佛教石窟寺考古等前沿性的学术课题，已引起国际藏学界高度关注，其研究成果日益得到中外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中新社记者：《大唐天竺使出铭》是否实证了传奇人物王玄策的存在？能否展开讲讲这一石碑的出土过程和意义？
霍巍：文献曾记载，在吐蕃时期，也就是公元7世纪左右，中印之间有一条重要的国际通道，唐代使节王玄策曾利用这条通道前往印度。王玄策第二次出使时，遇上天竺内乱。王玄策和他的副手在吐蕃松赞干布、文成公主以及泥婆罗的帮助下，帮助天竺平定内乱，完成了这项出使工作。
虽然在不少海内外的民间故事中，王玄策常以“大唐第一猛人”的形象出现，但在《大唐天竺使出铭》发现前，学界对唐代中西交往史存在诸多疑惑，无论是王玄策，还是关涉出使路线的蕃尼古道，都对其存在与否有着极大质疑。中外考古工作者曾多次探寻这条古道的遗迹，如19世纪末法国学者烈维·格里逊为了寻找王玄策当年在印度耆崛山所建碑铭的遗迹，曾经亲临实地考察，但最后却不得不“顾此山草木蔓愆，攀登甚难，失望而返”。
1990年6月，我们在吉隆考古调查期间，在当地民众帮助下，寻访到了一块宽81.5厘米、残高53厘米，悬挂着哈达、涂满了酥油的碑刻。老乡长告诉我们，当地藏族民众对这块刻有汉字的“石头”十分崇敬，认为是可以保佑地方平安的“神灵”。
《大唐天竺使出铭》碑铭局部。受访者供图擦洗碑刻后，碑上的文字逐渐显现，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用篆字书写的额题“大唐天竺使出铭”。这方碑刻虽已残损，但还残留有阴刻楷书24行，从书法和格式上都具有唐代碑铭的特点。经考证，它记录了王玄策第三次出使，是目前西藏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唐代碑铭，也是唐—吐蕃—天竺道路的重要实证。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西藏文明的轨迹始终朝东发展？西藏考古如何为全人类提供了“高原文明”独一无二的世界样本？
霍巍：青藏高原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长期被认为是“人类生命禁区”。西藏考古的科学发现，用大量实物证据打破了这一神话，并提供了早期人类为什么能适应高原、在高寒缺氧的情况下生存发展的人类学依据。
此外，西藏考古还从文化特征上，向世界展示生活在高原上的人群，如何通过他们的艺术创造，在宗教、美术、哲学等方面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西藏文化符号。
金刚亥母。刘宝成 摄通过西藏考古还让我们看到，从史前时期到各个历史阶段，生活在这片高原的人们，他们总体的发展趋势是东向发展，和内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早在5000年前，卡若遗址的先民就已经和黄河上游地区发生了很密切的联系；唐代的文成公主、金城公主进藏，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宗教、文化、制度、典章、服饰和技术，促成吐蕃加速融入到以唐朝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圈；元朝西藏纳入到中央行政管辖，从此奠定了西藏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从属关系，直到明清民国都未曾改变。
这些历史事实都足以证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我们问西藏文化的底色在哪里，西藏文化的底色是在东亚文化圈，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家庭中的一员。(完)
受访者简介：
霍巍，现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考古学科召集人之一、国家社科基金评委、教育部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史学会副会长、四川省博物馆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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